远航

香港为什么是一座宽容的城市？

叶竹盛

根据《科学》杂志发表的研究成果，香港的宽容度在被调查对象中排名亚洲第二。根据这篇文章，宽容度高的地区，较少要求人们严守各种社会规范；较少指责那些看上去不恰当的行为；民众也并不总是乐意于听命种种社会规范。

乍一看，香港似乎不具备该文所定义的宽容度。因为香港社会奉行法治精神，强调规则与秩序。在这种治理之下，香港是世界上犯罪率最低的地区之一，其居民往往自觉守法，法律得到严格执行，公务员则廉洁奉公，很少发生腐败案件。香港今天的成就似乎是它的严格而非宽容造就的。

但是回头一想，正是这种制度上的严格营造了香港社会宽容的空间。一个没有底线的社会，无限宽容的社会，必将成为一盘散沙；而一个处处设限，布满高压线的社会，则必定是一个窒息自由的地方。一个宽容社会应当在两个极端之间达致平衡。

《科学》杂志刊登这篇文章后，很多人立刻就联想到港人在菲律宾人质事件后善待菲佣的事例。这个事例确实可以反应出，香港的严格法治原则如何促进宽容文化的形成。去年九月份，一辆香港旅游巴士在菲律宾被劫持。在香港电视台的全程直播之下，目睹了惨剧发生的港人异常愤怒。香港有11万菲佣在各个家庭服务，但实际上，香港未发生哪怕一例针对性的报复。

与此相对照的是，香港官方迅速启动了司法程序，向菲律宾连连发出传召，要求参与事件的116位官员前来出庭作证。这次审理被称作是香港司法程序的大突破，而审理的首要目的是帮助受害者向菲律宾政府追讨赔偿。尽管最后菲方所有证人都拒绝出庭，但是经过审理，香港民众的悲愤情绪得到了释放，受害人的正义也在法律上得到了伸张。

输得起官司的政府才是法治政府

叶竹盛

香港政府在刚刚过去的这个财政年度接连输掉多宗大型的上诉及终审案件，要向胜方支付巨额律师费，导致在原有一亿港币的基础上，再追加高达8000万港币的财政预算。政府作为被告的案子俗称“民告官”。所谓“官字两张嘴，有理说不清”，“民告官”在一些人看来，无异于以卵击石。但港府似乎很输得起，不仅未寻求干涉或推翻法院判决，还心甘情愿地替胜诉方支付大笔律师费。

法治社会中，民众和政府在法律面前的地位是平等的。两者之所以能够达到平等，正是因为有法院作为第三方在居间裁判。法治国家里的法院就好比天平的底座，只有底座是公正的，民众权利和政府权力之间才不至于发生倾斜。

但政府毕竟是公权力的享有者和执行者，总有存在内在冲动，想挪动或者撤掉底座，直接去影响放置在天平另一端的民众。一段英国典故可以说明这个问题。

四百多年前的一天，国王詹姆士一世一时兴起，想到皇家法院去审审案子，过把法官的瘾。身为首席大法官的柯克一口回绝了国王的要求。国王感到权威受到了侵犯，便质问他。柯克回答说：“陛下对于大不列颠王国的法律并不精通。法官要处理的案件动辄涉及臣民的生命、财产、继承，只有自然理性是不可能处理好的，还需要人工理性。法律是一门艺术，在一个人能够获得对它的认识之前，需要长期的学习和实践。”

柯克巧妙地用法律理性的独特性回绝了国王介入司法的企图。法律理性不同于政治理性和权力逻辑，所以后两者不能取代前者。在法治社会，决定“民告官”胜负的是法律理性。不论民胜官胜，只要双方都能服膺法律理性，那就是法治的胜利。

让法治披上温润的外衣

叶竹盛

内地游客到香港一般免不了要坐地铁。香港地铁成了香港人和内地人发生冲突的高发地带。最近一段名为“火车内骂战香港人大战内地人”的视频在网上疯狂流传。起因是因为一位内地小女孩在车厢内吃点心面，有乘客提醒“车厢内不能吃东西”。小孩的母亲道歉后，一香港男士说：“有没搞错啊，道歉就可以了！”接下来这位母亲的同行女子和几位香港人也加入了骂战，最后地铁保安介入，将众人带下调查（南方都市报1月18日报道）。

去年同样在香港地铁上，一位内地小孩忍不住咳嗽了几声，因为没有按照港人的习惯，在咳嗽的时候掩住耳鼻，而遭受身旁的香港老伯怒斥。这段视频在网上也颇为流传。

香港人经常将类似的纠纷归结为内地人素质不高。而内地人有时候也会觉得困惑，“这么小一件事情，至于吗？”将此类事件上升为“文明的冲突”和素质论似乎有点小题大做了。此次骂战，有香港电视台甚至用“强国人”这样的说法替代内地人，暗含讥讽：“经济发达了，素质也不过如此。”

当然，这类纠纷在很多内地人的香港经验中并不常出现。而且也不能认为此类纠纷只是特定存在于内地人与香港人之间。香港曾有“巴士大叔”在公车上痛斥同车的香港青年，此视频也流传一时，显然“巴士大叔”事件应当归为香港的“内部矛盾”。

香港以法治社会著称，港人在遵守规则方面的确优于内地人。香港地铁不像内地地铁一样，有各种“雷人景象”。但是我们不能因此得出结论说内地人在道德和素质上就低下一些。地铁在内地属于“新兴事物”，不少人“进城”的第一件事就是体验地铁。对于新奇的东西，难免会有不适应感，更不用说立刻就能掌握与之有关的各种细微规则了。